邹佩珠：非凡女性 “雕塑”人生

 

　　几个月前，笔者曾有幸拜访邹佩珠先生。邹先生的家在三里河那座有些老旧、没有电梯的住宅楼四楼。走进不大的房间里，满室的书香、墨香扑鼻，与房外已有些残破的楼梯形成鲜明的对比。正对房门的走道尽头悬挂着李可染先生的遗像;由客厅改成的画室里，李可染的画案几乎占据了房间的一半;画案后悬挂的是《师牛堂》匾额……这里的布置，仍然保持着李可染生前的样貌。邹先生不忍有什么改动，更不舍得离开这所住了30多年的老房子。因为这里承载着他们相濡以沫一生的记忆。今天，这所房子的两位主人，邹佩珠和她的“画牛郎”在另一个世界相聚了。

 

　　初识“画牛郎”

 

　　出生于1920年农历七月初七即“七夕节”，邹佩珠似乎冥冥中与李可染有着不解之缘。1937年，邹佩珠和家人从杭州逃难到了长沙，住在岳麓山上。当时李可染带着妹妹李畹从徐州也逃难到了长沙，住在岳麓山下。后来他们又是同一天从长沙离开，只是当时两人并不相识。

 

　　1938年，邹佩珠在重庆考入国立艺专雕塑系，那时李可染也从贵州到了重庆。在国立艺专学习时，邹佩珠与住在她下铺的女孩很投缘，这就是李畹。她们聊天时，邹佩珠总是听到“李可染”这个名字，直到有一天两人巧遇。邹佩珠曾经回忆过她与李可染的相识，“1943年春末的一天，阳光格外好，我突然心血来潮，要出去画水彩，就在离学校不远的路边选了个景画了起来。一个又高又瘦的年轻人摇摇晃晃走了过来，看起来病恹恹的。他打听艺专怎么走，我就给他指了路。他顺口问我一句，有个叫李畹的学生认不认得，我心想，你可问对了，她就住我下铺。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就是李可染。”

 

　　没过多久，李可染到国立艺专教绘画，多才多艺的李可染喜欢京剧，还会拉胡琴。而邹佩珠也曾跟着家里的唱片学过京剧，这样李可染拉胡琴时，邹佩珠就在旁边唱青衣。当时李可染的宿舍旁边是竹林，有一天他屋里地上冒出了竹笋，邹佩珠就帮他天天浇水，竹子一直长到天花板上去了，李可染唤作“陪竹”，正好又是邹佩珠名字的谐音。就这样，两个热爱艺术的人慢慢走到了一起。

 

　　1944年，李可染和邹佩珠借了学校的单人床、一块画板和两把高腿条凳，又借了老乡堆草的一间屋和一张桌面有裂缝、四腿都摇晃的方桌，一把窄条凳。两人就这样结婚了，证婚人是李超士，主婚人是林风眠，那年李可染37岁，邹佩珠24岁。由此，邹佩珠开始了对李可染一生的照料，也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包括李可染前妻去世留下的三子一女。后来，他们又有了两子一女。

 

　　“她一生都在为李可染做工作”

 

　　现在每每说起邹佩珠，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李可染的夫人。李可染取得的巨大艺术成就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邹先生在艺术上的创造。她不光筹建了我国第一所雕塑工厂，即今天的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初期任教于中央美院雕塑创作室，并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之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组的起草和定稿，还创作了北京体育馆休息厅的大型浮雕运动员像、北京工人体育场掷铁饼运动员像、安徽宿县烈士陵园的彭雪枫烈士纪念碑雕像等。

 

　　回忆母亲这些年为家庭的付出，作为邹佩珠长子的李小可曾经写道：“我的外公邹德仁是1956年去世的，可从来没有相见过……而我们有个熟悉的外爷爷叫苏少卿是父亲前妻苏娥的爸爸……我们兄妹三人、父母和外爷爷外奶奶的关系亲密和谐，直到今天和母亲聊起这两位老人还如同家人一般，仿佛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自然真切。回想母亲能做到这样，真是不平凡的女性……当时大姐、三哥在上海，大哥二哥在徐州生活比较苦，母亲当下决定让他们到北京上学，并接来奶奶一起生活;后来徐州的二姑和表哥生活艰难也接他们到北京，再加上我们三个孩子，这么多人口的日子压力实在太大，还要给徐州的大爷、姑姑寄钱，所以每个月都要向学校借钱。为了让父亲安心工作，除了中央美院雕塑系的工作外母亲还兼职北京第十一中美术老师的工作以补贴家用，所以我小的时候经常看到母亲工作到深夜。”

 

　　“文革”时期，是邹佩珠的一路相伴和小心谨慎，让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李可染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文革”结束后，“母亲放弃一切全身心照顾父亲的身体和事业，为父亲修脚、制鞋、找资料、修补画稿等等，成为母亲生活的全部。为了让睡眠不好的父亲安心休息，她十多年睡在父亲画室兼客厅的沙发上。我们没有听到过母亲半句怨言。母亲的付出使父亲在最后的十多年里达到了他艺术的高峰，实现了他理想的一部分，也成就了中国画史上李可染样式的新风貌。”李小可回忆。

 

　　“师母很早就停滞了自己的工作，为老师操持家务、赡养老人、照顾孩子，非常辛苦。老师去世后，邹师母又不分昼夜整理老师的资料，即使是一张小纸片、一小段话，她都整理得非常精细。可以说，师母为老师的事业尽了最大的心力，李可染能有今天的成绩和名声，离不开师母的无私奉献。”李可染的弟子李宝林深情回忆说，“她一生都在为李可染做工作，希望自己能够弘扬中国画事业、弘扬李可染精神，她觉得自己做到了。她开玩笑说自己原计划要活120岁，但现在算起来已经‘活’到这个岁数了。因为她每天都做大量的工作，有时候一天只睡2个小时，如此算起来已经够120岁了。”

 

　　李可染1989年12月5日过世后，为弘扬民族文化和推动中国画艺术的发展，她不知疲倦地投入李可染艺术创作与中国画教育教学的全面研究，先后主持出版数十种李可染画集、刊物，在国内外多次举办大型展览及交流活动。在她的倡导下，1998年成立了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并担任基金会首任理事长。

 

　　“伟大的母亲，伟大的人生”

 

　　“邹先生是位非常伟大的女性。通过与她的近距离接触，我感受到，不仅没有因为离她近而使她的形象变得平常，反而是距离越近，越觉得她可尊敬、值得学习。她的身上没有那些世俗的东西，理想人格体现得非常明显。她有执着的精神追求，并且非常自觉地进行自我要求、修炼和践行。邹先生特别值得我们缅怀。”中国女画家协会主席孔紫对邹先生的人格和修养深表钦佩。她回忆起当初筹备成立女画家协会时，邹先生不厌其烦地进行各种协助;女画家协会的各种重要活动，邹佩珠都亲自到场，不仅从不迟到，而且往往提前很长时间。

 

　　邹佩珠对人和蔼可亲，以致后学晚辈们都喜欢称呼她为“邹奶奶”。北京画院副院长吴洪亮回忆第一次接触邹奶奶是在2002年，当时他在北京国际雕塑公园策划新中国第一代女雕塑家的邀请展。“因为做雕塑非常辛苦，在前期准备展览的过程中，问邹奶奶为什么当时国家会招收这么一大批女性艺术家做雕塑时，没想到邹奶奶的回答是，她当时管招生，自己是女性，就觉得招女性做雕塑也是正常的。邹奶奶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女雕塑家的老师，在无形中，她就对新中国早期的雕塑教育做出了非常有意义的贡献。”

 

　　然而，最令人感佩的还是2009年邹佩珠先生将属于自己的200余件李可染先生作品捐赠给国家，这一义举对李可染艺术的保存、传承与弘扬具有重要意义，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扬与尊重。在今天，李可染的作品市场价值已是有目共睹，但那些让人咂舌的价格，对邹佩珠而言，远远没有给李可染的作品找一个最好的归宿重要。2009年，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了“实者慧——邹佩珠、李小可、李珠、李庚捐赠李可染作品展”。吴洪亮回忆道：“直到现在我都能非常清楚地背下这些数字，108张画、122张书法、13张水彩、9个速写本，还有一大批李可染先生收藏的包括齐白石等作品，共400余件。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捐赠作品，都是属于邹奶奶个人继承李可染先生遗产的部分，这种贡献是无可估量的。目前整体地收藏李可染作品的，只有北京画院了。”

 

　　在邹先生去世次日，前往家中吊唁的李宝林写了两句话：伟大的母亲，伟大的人生。“她当之无愧。邹师母所做的一切努力，并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与民族文化的振兴，她和李老师都是伟大的爱国者，都是对复兴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非常有使命感的人，他们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 李宝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