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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宝胡同甲2号——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传奇(2016•香港首展)

发表日期:2016-05-24   分享到:

展览时间:2016年5月26日——5月30日

展览地点:香港湾仔会议展览中心

    “大雅宝胡同甲2号”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与二环路相交的地方,院子很小,大约有二十多间房子,曾是徐悲鸿先生重组的国立北平艺专的宿舍,新中国成立后,即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家属院。在这个普通的北京大杂院里,曾经住过叶浅予、戴爱莲、李苦禅、李可染、邹佩珠、董希文、张林英、李瑞年、王朝闻、韦江凡、滑田友、蔡仪、范志超、彦涵、祝大年、吴冠中、张仃、程尚仁、黄永玉、张梅溪、柳维和、袁迈、常濬、孙美兰、丁井文、万曼、宋怀桂、贝亚杰、王曼硕、陈沛、陈伟生、李得春、周令钊、陈若菊、侯一民、邓澍……(按入住时间顺序排列)“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一个只有在特殊历史阶段的中国才可能出现的罕见“盛况”,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与影响。

    自上世纪40年代末起的数十年来,“大雅宝胡同甲2号”如同一所“文化家园”,聚集、见证了众多二十世纪艺术大家的艺术人生。黄永玉先生曾特为此撰文,写下了《大雅宝胡同甲2号安魂祭》,怀念这段珍贵的历史记忆。为此,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理事长李小可先生,多年以来都希望能够以“大雅宝胡同甲2号”这个院子为题做一个展览,以表达对二十世纪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艺术家们的敬意。

    恰逢佳士得亚洲三十周年,在佳士得魏蔚女士及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秘书长刘莹女士的促成下,由李可染艺术基金会、佳士得(香港)共同主办的“大雅宝胡同甲2号——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传奇”首展将于2016年5月26日至5月30日在香港湾仔会议展览中心进行。展览将展出“大雅宝胡同甲2号”中主要艺术家的代表作品,特别是在此居住的艺术家们的生活,以及人物间交往、艺术共事及时代背景等相关故事和文献资料,来勾勒出前辈的艺术探索之路,也包括他们的个性与人生,由此折射出时代命运的传奇、矛盾与辉煌。

    大雅宝的艺术家们有着不同的艺术道路和观点,却互相尊重、理解,不但创造了让人称奇的、中国童话式美好的“大雅宝胡同甲2号”,更一起创造了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辉煌,为中国现代美术奠定了良基。而作为文化的继承者与开拓者,其中的大部分人却被渐渐遗忘,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故此次展览旨在通过作品与相关文献的呈现回溯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一页,以此为美术史的研究提供更多材料与角度。展览致力于描绘出一个鲜活的“大雅宝胡同甲2号”,这也是对这段历史进行的首次梳理和集中呈现。展览还将于同期推出相关文献性画册。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将持续丰富相关文献的收集、研究及展览工作,并计划于此次首展之后继续推出系列巡展。

 

引言

    大雅宝胡同甲2号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与二环路相交的地方,院子很小,大约有25间房子,曾是徐悲鸿先生重组的国立北平艺专的宿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家属院。在这个普通的北京大杂院里,曾经住过叶浅予、戴爱莲、李苦禅、李可染、邹佩珠、董希文、张林英、李瑞年、王朝闻、韦江凡、滑田友、蔡仪、范志超、彦涵、祝大年、吴冠中、张仃、程尚仁、黄永玉、张梅溪、柳维和、袁迈、常濬、孙美兰、丁井文、万曼、宋怀桂、贝亚杰、王曼硕、陈沛、陈伟生、李得春、周令钊、陈若菊、侯一民、邓澍……(按入住时间顺序排列)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一个只有在特殊历史阶段的中国才可能出现的罕见“盛况”,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影响。

   在这里,我们将讲述一个传奇的故事,一段真实的历史……

 

前言

    我与小可相识结婚几十年,从开始他就不停地说他小时的乐园—大雅宝。那的人和事通过他的讲述,在我心里成了人间的世外桃源。久而久之对大雅宝除了神往、羡慕更有几分仿佛也曾身在其中的熟悉。

   2016年3月23日,为了筹备这个展览,二十位“大雅宝人”相聚在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其中许多人已有几十年没见过面了,第二代中的年少者也已是耳顺之年,与黃永玉叔叔和郎郎笔下小飞侠们的模样几乎是面目全非了。可以我观察,他们虽然都已经长成大人或者说进入老年,个个依然自信、乐观、善良,还有点大大咧咧的“傻气”。他们中大部分人经历了文革的各种磨难和时代变革所带来的坎坷,有的甚至在生死边缘走过一遭……但在他们身上依然能看到父辈的影子。从心理学的角度,性格是童年养成的。大雅宝给了这些当年的孩子们快乐、幸福、有安全感、值得骄傲又回味无穷的人生起点,也就是给了他们坚强、快乐又自信的人生。

   黄叔叔以大人的视角写了大雅宝孩子们的快乐生活,通过他的描述,我们鲜活地看到了那个人人上进、胸怀理想又和谐相处的年代;郎郎几十年赤子之心不灭,依然从孩子的角度描绘当年的快乐和各种调皮带来的小确幸,这些回忆足够让永远纯粹的“大雅宝孩子们”一直得意地偷笑。因为熟悉,因为羡慕,因为要完成小可一直心心念念的愿望,我决定做这个展览。

   恰逢佳士得亚洲三十周年,在佳士得魏蔚女士和所有同仁的帮助下,《大雅宝胡同甲2号—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传奇》首展终于启动了。我们将会把这个展览不断地丰富、调整,一直做下去。

    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展览,让大家了解那个渐渐远去的时代,那些创造了新中国艺术辉煌的英雄们。他们高贵、儒雅、探索、坚韧、有担当;他们有着不同的艺术道路和观点,却和谐相处,互相尊重、理解;他们是一群平凡伟大的人,不但创造了让人称奇的、中国童话式美好的“大雅宝胡同甲2号”,更一起创造了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辉煌,为中国现代美术奠定了良基,成为我们这个古老国家悠久文化的继承者与开拓者;他们承上启下,热爱自己的民族和文化,把民族的未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们不在意个人的得失,历经后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与艰辛,始终没有改变过初衷;他们无怨无悔地为追求中国文化的更加美好,奋不顾身地走到生命的尽头;他们是平凡善良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有着最伟大抱负的大艺术家;他们是普通的丈夫和妻子;他们是繁忙宽容的父母。他们是中国美术的一代宗师、是中国文化的一代宗师,所创造的成就一直默默地服务于国家和社会,被后人享用。而作为创造者,其中的大部分人被渐渐遗忘,慢慢淡出了人们和历史的视野。我想通过这个展览,给美术史增加一点点内容,更希望抛砖引玉,让这段历史更加完善、丰富和准确地呈现。

   小可说大雅宝胡同甲2号那个院子是“文化寺院”,是“文化大宅门”“文化家园”,他还说:“当我离开那个院子后,就失去了家园感。”可能大雅宝人都有同感。

   大雅宝人,加油!

   感谢所有大雅宝人!感谢佳士得(香港),感谢为展览日夜辛苦的工作团队中的每一位……

 刘莹

2016年4月写在展览前 于北京

 刘莹: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秘书长、北京可创文化机构董事长、中华海外联席会理事

 

文章摘录

    曾经的“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20世纪中国美术的“大宅门”,那里居住的是一群与中国命运紧紧相连的艺术家。他们虽然有着各不相同的性格和研究方向,但每个人都用自己风华正茂的生命铸造新中国美术的传奇,这传奇不仅是艺术的辉煌,更是他们人生的写照,如诉如泣。他们满腔热血,怀着对新时代到来的欣喜与期许,从解放区、国统区和海外聚集到徐悲鸿先生创立的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努力。从此他们的命运休戚与共、血肉相连,成为一代中国人命运的写照。大雅宝是我生命的起点,弹指一挥间,70年过去了。那儿的情景历历在目,仿佛昨日。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我的成长,我对长辈们的记忆更加清楚,崇敬与敬畏之心也日益强烈。

——李小可《文化家园》

 

    “大雅宝人”没有血缘关系,却充满亲情,彼此间的称呼是:黄妈妈、李妈妈、孙大娘……每逢中秋,全院子的人在中院摆下长桌,吃着各家带来的拿手菜和从树上摘下的枣、石榴、葡萄;春节则是舞着黄永玉叔叔的一只漂亮至极的福建蓝色狮子;平日里,黄叔叔会组织我们打着用手绢做的旗子去游园。

——李小可《文化家园》

 

    大雅宝的每位艺术家都热爱生活、热爱民族、热爱国家、热爱艺术和自己从事的工作,虽然性格不同,但他们都善良努力。我注意到,李苦禅、叶浅予、董希文、我父亲、张仃、黄永玉等,他们虽然都是艺术大师,但从来不去谈论自己的艺术成就或贡献,而总是关注艺术整体的发展方向与水准,因为他们永远前进在探索远方的艺术之路上。

    “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我人生的起点,给予的养分,让我在人生路上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前行。那里住的是一群有血有肉、坚守良知、胸怀光明的人。在我心里,这个院子是“文化寺院”,是“文化家园”,是文化的“大宅门”。当我离开那儿时,我失去了家园感。

     大雅宝是永远说不完的故事。

——李小可《文化家园》

(李小可:李可染之子,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北京画院艺委会主任、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理事长、黄山书画院院长、中国西藏保护与发展协会理事、中国画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山画会副会长、黄宾虹艺术研究会会长)

 

 

    这里曾是艺术群星会聚之地,令20世纪美术史熠熠生辉的不少艺术杰作就诞生在这个大四合院之中。

    这里曾是美术领域的学术高地,几代美术学子进出其间向老师请益,成为学院的第二课堂。

    谁提及那时的大雅宝胡同甲2号,也就掀开了现代中国美术史的一角。

——李松《镌刻在艺术史上的大雅宝胡同甲2号》

(李松:原《美术》杂志社社长、《中国美术》主编,著名美术评论家)

 

    从上世纪4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三进院子,二十多间房子与中央美院的渊源超过40年,大雅宝胡同的人物,涵盖了中央美院学科建制的各个门类,包括国、油、版、雕、史甚至是工艺美术。这里不仅是一个美院的宿舍,更是一个艺术圈、文化圈。它所建构出的小生态正是一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演进的“历史的现场”。那些人物与事件初看起来仿佛是许多条平行线,却因为大雅宝胡同甲2号,这些平行线成了交织线。可以这样说,交织的点越多,此地的历史价值就越大。

——吴洪亮《重回历史的现场—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艺术生态研究》

 

    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艺术家们在校是同事,回家是邻居。孩子们每天在一起哄闹,老人们在一块儿唠嗑,上班同行,在家谈艺,几十口人像是一大家子,从工作到生活都多了不少交集。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李可染可以时常征询董希文对自己作品的看法,黄永玉能够和李可染一起拜访齐白石,董希文能够和王朝闻讨论油画民族化的问题,大院里的人可以看李苦禅耍大刀,听李可染拉二胡,听黄永玉弹手风琴,听常濬、邹佩珠唱京戏……

    这些仿佛是偶然的小事件,背后恰是历史的必然。这必然与校长徐悲鸿有关,与艺术发展的逻辑有关,甚至与大的历史进程有关。应该说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艺术家们代表了20世纪中期中国艺术的主流样貌。他们的艺术风格形成在一个转折的时代,这其中有自我的追求,更有时代的要求,有主动的探索也有被动的塑造,但他们在通变中求变通,这是某种态度,更是对艺术执着的爱。

——吴洪亮《重回历史的现场—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艺术生态研究》

 

    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写在正史旁边的真实,是大历史中的小历史,但这部小历史足够作为大历史的精华版带我们进入那个时代的现场,触碰大历史的神经。

——吴洪亮《重回历史的现场—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艺术生态研究》

(吴洪亮:北京画院副院长,北京画院美术馆、齐白石纪念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策展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全国美术馆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齐白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秘书长,建设部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艺委会副秘书长,国家一级美术师)

 

    黄永玉组织的最可心的活动是集体乘公共汽车到西郊动物园。那年月去一趟动物园简直如同逛一趟月球一样,机会非常难得。黄永玉命每人自备干粮,外带一军用水壶的凉白开。我们一到动物园见到动物们,大伙儿都乐开了花。如同撒豆子一般跑开了,黄先生厉声命令:“全体集合!排成一队,向右看齐!不许乱跑!告诉你们,这里有的鸟专啄小孩眼珠子当豆吃!有的兽隔笼子也能抓你手当猪蹄吃!从现在起,你们要跟着大雅宝儿童团的旗子走!”原来他带了一个竹¬¬竿儿,上头用个大手绢拴俩角儿,就算是团旗了。他特意把团旗授予我。这样,他只要管住我这个淘气包,就可以管住“全团土匪”啦!不信,现有照片为证。事后我才知道,他授旗给我是别有用心的,因为他事先规定不到中午聚餐时间,谁也不许吃东西,但他发现我总是在偷偷吃东西,于是他才用这神圣的旗杆占住了我的双手,不可能偷吃了。这是我长大以后,他才亲自向我“泄密”的。

——李燕《“大师大院儿”散忆录》

(李燕:李苦禅之子,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大学教授)

 

    大雅宝胡同的大人、小孩就这样,像一家人一样。如同布帛的经纬交织在一起,从关系到关心,从思维到艺术观念一直息息相关。大雅宝院子里的故事千丝万缕,我仅仅说了其中一小段而已。这幅五彩缤纷的巨大拼图,要靠我们和以后的年轻人慢慢仔细一一描绘出来,以传后世。

    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一个空前绝后的艺术奇迹,记录下来,研究起来,将是多么丰富与美好,这是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们共同的愿望。

——张郎郎《家父张仃和大雅宝胡同甲2号》

 

    搬到大雅宝,看到这里的这些大人也是一样,又是一群戏迷。他们要唱两口,往往在夏日直到中秋那些不刮风的日子里,吃完晚饭乘凉聊天之后。

    那会儿,黄叔叔在中院儿多了一间工作室,就在邹佩珠阿姨工作室的隔壁的一间东屋。黄叔叔在李可染伯伯家的窗户下,搭起了一个葡萄架,还真的种上了一棵葡萄藤。据说,黄叔叔在吃完野猫以后,就把它们的遗骸在这里就地埋葬了,据说,这样葡萄就长得特好。

    第一年中秋,这个葡萄架一夜之间挂满了各种大粒的葡萄,有紫红色的玫瑰香,也有碧绿的马奶子。细心的人,会看到这些葡萄和藤子之间都有细细的红线绑着。原来这又是黄叔叔的一个花招儿:这些葡萄都是他自己买的,为的是请全院子的小孩儿都来参加中院儿的中秋葡萄月饼晚会。

    等吃饱喝足了,也跟着黄叔叔的手风琴唱完歌了,我们都渐渐乏了。有的孩子去睡了,其他孩子也都四散去玩了,这时候,才是大人们开始娱乐的时光。李可染伯伯不知什么时候拿出了自己的京胡,葡萄架下悠扬地飞出了紧凑的过门,这时候估计中院儿也只剩下不多的戏迷了。

    其他人,像我和我娘都早早躺在床上,一面轻轻地开合着手中的蒲扇,一面远远地欣赏着他们的清唱。

    邹佩珠阿姨喜欢反串须生,她拿手的是《搜孤救孤》。常濬先生唱的是《碰碑》。黄叔叔回忆,他还听过李苦禅伯伯的《夜奔》。这我没有印象了,可能我那时已经在这些美妙的音韵中渐渐睡去了。我在朦胧中还看见他老人家,正在虎虎生风地耍弄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忽而又化为金钱豹的钢叉。

—张郎郎《大雅宝旧事》

 

    我们院儿里的教授们似乎都比较腼腆,在院子里还偶尔露两手,美院历年晚会上没怎么见过他们的身影。

    只有李苦禅先生因为功夫一直没撂下,老是有机会演出。我们这些小孩看的机会就多了,他老人家演金钱豹那会儿,还威风凛凛的呢。到后来,有一次春节除夕晚会压轴的节目是李苦禅先生的京剧《黄鹤楼》,他老人家扮演赵子龙。我记得他过去是唱铜锤的,这会儿怎么来个大靠武生?不过我是个京剧外行,也就是看个热闹吧。 

    后来的细说,都是黄叔叔的段子。 

    据说那天齐白石老先生也到场观看,我们院儿两个姓李的教授都是他的入门弟子。他喜欢苦禅伯伯的豪气冲天,也喜欢可染伯伯的含蓄内敛,今儿就是来看苦禅伯伯的演出。

    好家伙,那天李苦禅先生扎上了全套大靠,白盔白甲,英气逼人。等急急风响起,赵子龙碎步紧捯,一圈圈儿地过场,噔不楞噔仓!亮相!他老人家是高底粉靴外加全套重靠,这会儿已经让他七荤八素、上气不接下气了。定相之后,该朗声报名了。他就用京剧道白喊道:

    啊!啊!常,常,常,常⋯⋯

    就没有下文了!

    齐老先生第一个哈哈大笑,然后学生、老师及我们这些孩子们全体前仰后合,有的孩子捂住肚子打滚。苦禅伯伯的戏至少起到了师生同乐的目的,我们皆大欢喜。

    那时候许多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都是大人孩子一路走回大雅宝。夜深人静,我们前呼后拥,从校尉营穿过煤渣胡同,在月光下,话语轻轻笑声高。走在路上,李可染伯伯还比画着刚才他的师兄苦禅伯伯拉开架子唱的那句脍炙人口的台词:

    啊!啊!常,常,常,常⋯⋯

    走到什坊院胡同口儿的时候,苦禅伯伯正说着:“幸亏没演出《武松打虎》,真要演那个戏,就变成老虎吃武松了。哈哈!”

    等我们这些人回到大雅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这会儿也不睡了,反正再熬一会儿,就算是守岁了。

    前院儿沙贝拿出了“老头呲花”,小宝说都集中到中院儿去放。于是各家的孩子捧出来各种节日的花炮,到中院儿去了。当十二点的钟声响起的时候,最大的“老头呲花”就喷出来灿烂的万点金星。

    我们几个孩子从那焰火上窜来窜去,欢笑不断。把买来的各种花炮都放完了之后,就该拿出珍藏的我们自己做的“老头呲花”来放了。喷到最后,火花渐渐萎缩下去,萎缩下去,渐渐发暗,最后火花没了,断续地突出几下蓝色火苗。临了临了,还喘一两口气,才蓦然从活物变成了静物。院子里,弥漫着淡淡的火药芬芳。

    听说我们要放自己做的“老头呲花”,黄叔叔半信半疑地也跑来看。这是沙贝、沙雷、小宝和我做的,当然小生子和明明也是我们的“志愿军”。我们几个月来天天到城墙根儿下,用小刀刮下来不少硝,慢慢积少成多。我们还到豁子外的垃圾场捡回那些废弃的电线杆上的绝缘瓷瓶,敲开瓷瓶,那里面有硫磺。在沙贝、沙雷哥儿俩的领导下,我们还一起烧出了少许木炭。然后,小心地把这些原料研磨成细料,再找来墨水瓶或者墨汁瓶,把这些料灌进去,用胶泥把口封上。

    这会儿拿了出来,我们紧张得要命,在瓶口的胶泥上捅了一个小洞,从炮仗上拔了一根捻儿塞到那个小洞里。

    小宝点着了那根捻儿,啊!我们自制的“老头呲花”一样呲出了金光万道!虽然不如买的呲得高,但是我们觉得还是自己做的更好。我们在这飘动的金黄色幕墙里窜来窜去,好像孙猴子们在出入水帘洞。大伟、小弟、小崽、毛毛、寥寥这些比我们小一拨儿的孩子们,也都兴奋无比。他们发现这道金色的幕帘不会伤人,就跟着我们一起穿越火墙,欢呼雀跃。这些小孩子对我们简直就是崇拜了。黄叔叔一边嘬着他的烟斗,一边笑呵呵地说:“你们这些孩子真不简单啊!什么都敢做,什么都会做,真能干!”

    这些往事,在以后我们每次开春节晚会的时候都会自然想起,尤其是苦禅伯伯扮演赵子龙的那句台词。想起当年的情景,每个人都会止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渐渐笑出了泪花,似乎在昨天,似乎在上辈子。

—张郎郎《大雅宝旧事》

(张郎郎:张仃之子,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大雅宝甲2号是个大院,分前院、小院、中院和后院。小孩儿们常常从前跑到后不经人请就随便地进入别家玩儿。

    李可染先生家住在后院,西屋紧邻着父亲的画室,我似乎就有了常去的方便。记得雪白的墙面上,门与窗之间垂挂着一幅醒目的《霜叶图》,一片片淡淡的橘红树叶在空中悉悉索索地飘散下来,摇晃着落在地面,小牧童歪着憨厚俏皮的笑脸,拿在手中的耙子似乎发出刷刷的响声。这种洁净而欢快的气息给儿时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妈妈就是能制造欢乐的人,她性格豪爽,嗓音响亮,每当院子里的石榴树熟了的时候,她就会大声地张罗院子里的孩子们打下来,一盆盆地抬回家去。

    大雅宝宿舍的欢乐随着年轻的黄永玉叔叔从香港搬来后,就显得更多了。记得一年春节,母亲听见敲门声,说有客人来了,打开门后,哇!只见黄叔叔身穿土家族服装,背了一个大筐,黑妮露出两只圆眼睛,拉着黑蛮的黄妈妈,梳着高高的马尾巴,摩登漂亮。平时不太说笑的父母亲和着他们的拜年声笑成了一片。宿舍里黄叔叔的出现带来了很多新东西,在他那里似乎一切都可能变得很有趣,他让生活在东城根的人们见识了另一种方式和态度。

——董一沙《父亲在大雅宝的岁月》

 

    母亲平时虽然也是一大忙人,在人民出版社负责着一大摊子工作,并承担着当年的一系列重头书籍的设计,如史蒂夫•奈尔逊的《志愿军》、由周恩来题字的宋庆龄文选《为新中国奋斗》甚至还有由她组织邀请王朝闻先生塑造了毛主席的侧面浮雕像,并请滑田友先生拍照后用于《毛泽东选集》的装帧设计。

——董一沙《父亲在大雅宝的岁月》

(董一沙:董希文之女,早年任美术编辑,20世纪90年代常旅居法国做自由艺术家,近年主要从事董希文艺术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雅宝甲2号院内充满了温馨与欢乐。那个时期,许多社会名人和艺术家经常到访那里,记得有齐白石、吴作人、萧淑芳、吴祖光、新凤霞、黄胄、黄苗子、郁风、沈从文、华君武、赵丹、黄宗英⋯⋯郭沫若和于立群夫妇还去过一次呢。

    郭沫若与大雅宝甲2号后门小雅宝66号隔壁65号的黄绍雄是故交,同样与李可染也是故交,两家近在咫尺,那次他看望了两位故友。

    郭沫若、于立群辞别李可染夫妇时,正巧是中午时分,院内各家忙于做午饭,满院飘散着饭菜香气。郭沫若高兴地走到我家门前与父亲和母亲交谈起来,临别时风趣地说:“你们小灶真香!”

——常寿石、常朴石、常柱石《忆父亲常濬》

(常寿石、常朴石、常柱石:常濬之子女)

 

    前几年母亲在时,还提起,住大雅宝时,李(可染)伯伯曾说过:“陈若菊,我的画你喜欢哪张就拿哪张”,后来回到家和我父亲说起,我父亲不同意母亲去要画:“画一张画不容易,哪能随便要,搞散了就不好了。”母亲听父亲的,父亲是她的老师,那时的母亲只有三十七八岁,想不到那些。但可以了解到大雅宝父辈们的融洽关系和他们的纯粹、他们的不求功利。

——周容《回忆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日子》

(周容:周令钊、陈若菊之女,于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获造型硕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近年来陆续进行周令钊、陈若菊艺术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大雅宝胡同甲2号艺术大事记

1946年

    8月1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合并原中国美术学院、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在北平复校,设置绘画科、雕塑科、图案科、音乐科、陶瓷科。

    本月,徐悲鸿到北平,担任北平艺专校长兼绘画科主任,吴作人为教务主任兼油画教授。徐悲鸿聘齐白石为该校名誉教授,还邀请其早年的学生和同仁艾中信、冯法祀、王临乙、李瑞年、齐人、孙宗慰、宋步云等,宗其香、李斛、韦启美、戴泽等为青年教师。此外还聘请董希文、李苦禅、李可染、滑田友、田世光、蒋兆和、李桦、沈士庄(高庄)、周令钊、印家铎、徐振鹏、夏同光、孙昌煌等到艺专任教。

    10月16日,北平美术作家协会成立,徐悲鸿被推为会长,组织该会与北平艺专、中国美术学院的联合画展。齐白石为名誉会长。会员包括叶浅予、李苦禅、李可染、李瑞年、董希文等人。

 

1947年

    春,经徐悲鸿引荐,李可染拜齐白石为师。

    8月,李瑞年由南京到北平,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 

    是年,为应对有关国画教学的大辩论,10月15日,徐悲鸿召开记者招待会,并发表书面谈话《新国画建立之步骤》,11月28日,徐发表《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

    叶浅予访美归来,应徐悲鸿之邀至北平艺专任教,教授人物画。

    董希文创作《窗前静物》《戈壁驼影》等。

    李可染首次在北平举办个人画展,在中山公园展出国画代表性作品百幅。

1948年

    4月,王朝闻创作《毛泽东胸像》。

    5月,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与北平美术作家协会在北平中山堂共同举办“联合美术展览会”。

    6月,滑田友抵达北平,任北平艺专雕塑系教授。10月10日至10月17日,滑田友在北平艺专礼堂德邻堂举办个人作品展览会。

    12月,接上级党指示,侯一民、王育中、杜兆植、张信让,及教师叶浅予、董希文、周令钊、李桦进行迎接解放木刻传单创作,由《新民报》秘密印刷。

    是年,徐悲鸿撰写《中国美术的回顾与前瞻》书稿,并发表《复兴中国艺术运动》一文。

    董希文创作《瀚海》《哈萨克牧羊女》等。

    叶浅予根据访美见闻和感受,创作《天堂记》组画,并出任北平艺专国画系系主任。

    李瑞年创作《五龙亭》《鼓楼鸟瞰》《美人蕉》《白塔》《中南海》《蝴蝶花》,并在北平中山公园董事会(水榭)举办个人油画展,展出油画作品35幅,另附画稿14件,展览由徐悲鸿作序。

    李可染在北平举行第二次个人画展。《拨阮图》《怀素书蕉》等为徐悲鸿所收藏。

    韦江凡由于成绩优异,提前一年毕业于北平艺专并留校任助教。

    王朝闻与李可染、李苦禅一同访问著名京剧老艺人尚和玉,并撰文《旧剧演技中的现实主义》。

 

1949年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董希文创作水粉画《北平入城式》。

    7月,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9日,大会闭幕,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 

    本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制定,会徽图案由张仃、周令钊设计。张仃负责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美术设计工作,包括设计政协会徽和全国政协会议纪念邮票。

    7月2日至16日,“首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艺术作品展览会”(即第一届全国美展)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举办,展出作品1905件,包括王朝闻《毛主席胸像》雕塑、滑田友《生长长一寸》雕塑及董希文《北平解放》、叶浅予《天堂记》、张仃《挡不住的力量》、彦涵《诉苦》等作品。

    7月21日,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在北平中山公园成立,徐悲鸿当选为主席。 

    8月,“北平新国画研究会”成立(后改名为“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叶浅予任主席。

    9月,周令钊、陈若菊合作绘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张仃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美术设计工作。董希文参加开国大典后,产生创作《开国大典》的强烈愿望,并勾画小稿。

    是年,张仃、胡一川、王朝闻、罗工柳、王式廓组成五人接管小组,接管旧国立北平艺专。

    张仃设计改造怀仁堂、勤政殿。设计新中国第一批纪念邮票。

    周令钊带学生布置北京六国饭店“国共和平谈判”会场,画毛主席像;布置“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布置“全国学联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场,并画毛主席像和马恩列斯像。

    滑田友创作浮雕《军队向前进》(又名《一直向前》)等,并创作画作《耕者有其田》,这幅作品是开国大典时陈列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四幅绘画之一。

 

1950年

    年初,《人民美术》创刊号发表有关“新国画运动”的文章,李可染发表《谈中国画的改造》一文。

    4月1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与华北大学第三部美术科合并成立中央美术学院,毛泽东为学院亲笔题写了校名。徐悲鸿任院长、江丰任副院长,吴作人、王朝闻分任正、副教务长。齐白石为名誉教授。

    5月,中央美术学院研究部收到文化部下达的绘制革命历史画的任务。

    王朝闻将“致友人书”辑为《新艺术创作论》出版,齐白石题写书名。

    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央美术学院“抗美援朝委员会”成立,组织力量集中绘制“帝国主义侵华史图录”。董希文创作油画《打击侵略者》《抗美援朝》和《志愿军英雄传》插图等。张仃在《人民日报》《漫画》月刊上发表《纸老虎》《东方冒险家的泥足》《向死亡进军》《侵略者的葬礼》《和死神赌博》等作品。彦涵创作版画《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在一起》《刚刚摘下的苹果》等。 

    9月,张仃带领工人安装第一枚木制国徽于天安门城楼。

    9月25日,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徐悲鸿、董希文、周令钊等在两会上为战斗英雄画像。

    11月7日,原国立杭州艺专改组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 

    是年,齐白石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庆祝九十寿诞。徐悲鸿、廖静文前来祝寿。 

    国徽设计由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小组(包括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与清华大学设计小组(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李宗津、朱畅中、高庄等)共同完成。

    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和新华书店华北总店主办了“1950年全国年画展览”,共展出17个地区的新年画309幅,并举行了新年画评奖,获奖者包括张仃的《新中国的儿童》、邓澍的《欢迎苏联朋友》等。

    周令钊参加少先队队旗、共青团团旗等重大国家设计任务。自本年至1967年,周令钊担任天安门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游行队伍中仪仗队及文艺大军的总体美术设计,并设计《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奖状、奖章,作《庆祝五一》招贴画,设计《中国少年儿童》杂志封面、《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等。 

    叶浅予参加中央访问团访问新疆,创作大量少数民族形象资料。

    经董希文介绍,刚留法回国的吴冠中至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在预科教素描。

    祝大年应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之邀,来北京中央轻工业部,任高级工程师。同时兼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陶瓷科主任、副教授。

    侯一民任中央美术学院教员,教创作课及速写课。

张林英设计《毛泽东选集》封面,王朝闻为封面创作浮雕《毛泽东像》,滑田友摄影。

 

1951年

    张仃、董希文、李瑞年、滑田友、李可染、李苦禅、黄均、田世光、邹佩珠、吴冠中合作创作宣传画《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万岁》。 

    侯一民与邓澍合作创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

    周令钊应邀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创作历史油画《五四运动》。

    王朝闻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创作《刘胡兰烈士纪念像》。

    李可染创作《土改分得大黄牛》《老汉今年八十八,始知军民是一家》《工农劳模北海游园大会》等新年画。

    李苦禅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任教。

 

1952年

    5月,王朝闻论文结集为《新艺术论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齐白石题写书名。

    7月,人民英雄纪念碑工程启动,工程持续至1957年5月。滑田友、彦涵担任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美术工作组副组长。1953年美术工作组按纪念碑浮雕内容重新分组,滑田友、彦涵任工作组副组长,滑田友主稿创作《五四运动》浮雕,彦涵为《胜利渡长江》设计起稿;董希文任起稿组组长,创作有《武昌起义》等画稿;邹佩珠参与《武昌起义》创作;王朝闻参与筹备工作,并为研究组组员。

    9月,文化部颁发新年画创作奖金,从近两年创作的一千余幅作品中选出获奖作品40种,共有39人获奖,包括邓澍的《保卫和平》、彦涵的《新娘子讲话》、侯一民与邓澍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李可染的《工农劳模北海游园大会》、叶浅予的《中华民族大团结》等。

    李瑞年随文化部和西北文化部组织的炳灵寺石窟勘察团赴炳灵寺勘察。

    董希文接受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邀请,创作并完成油画《开国大典》。

     “建国瓷”设计委员会成立,成员包括张仃、祝大年等。祝大年主持“建国瓷”设计与生产工作,带师生去景德镇,在景德镇招募艺人,恢复生产。其设计的“建国瓷”被周总理选定。周总理在选定“建国瓷”的会上提出要成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筹建工作开始启动。

    张仃任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中国馆、捷克、波兰中国博览会及莫斯科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展览会总设计师。其多年收藏而成的《民间剪纸》由荣宝斋木版水印出版,序言《民间剪纸》发表于《人民画报》第二期。

    叶浅予创作《中华民族大团结》。

    彦涵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任教研室主任。创作木刻作品《我们衷心热爱和平》《淮河民工》《淮河水闸建设工程》等。

李瑞年应卫天霖之请任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图画制图系)教授。 

 

1953年

    年初,吴冠中调往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教素描和水彩画。

    周恩来向齐白石祝贺93岁寿辰。1月7日,北京文化艺术界著名人士二百余人,在文化俱乐部聚会,为齐白石祝寿。文化部授予齐白石“人民艺术家”荣誉奖状。

    5月,董希文、丁井文、周扬等一起到中南海怀仁堂陪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董必武等中央领导观看美术界作品展。

    7月31日,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举行第一届展览会。 

    9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

    9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油画《开国大典》。后董希文在《新观察》第21期发表文章《油画〈开国大典〉的创作经验》。

    9月26日,徐悲鸿因突发脑溢血去世,享年58岁。12月,江丰出任中央美术学院代理院长。

    10月4日,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正式更名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为齐白石。 

    是年,第一届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展开幕,祝大年经过深入瓷区,征集挑选,挖掘整理,筹集了展览中大批陶瓷工艺品。

    董希文尝试用国画与西画结合的方式创作《祁连山的早晨》。

    中央美术学院筹建美院版画系,彦涵出任版画系主任。

从香港来京的黄永玉到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科任教。

 

1954年

    1月20日,中国美协机关刊物《美术》在北京创刊,王朝闻任主编。

    3月,张仃、李可染、罗铭赴江南写生,为期3个月。是年,美术界展开中国画问题大讨论。张仃兼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党支部书记,中国画改革领导小组负责人。9月19日至10月15日,在北京北海公园悦心殿举办“李可染、张仃、罗铭水墨写生画展”,齐白石题写展名。展览在美术界引起较大反响,黄永玉撰《可喜的收获—李可染江南水墨写生画观感》一文(《新观察》1954年第23期)。

    董希文参加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来回行程万里,历经63天,见证工程兵们历经艰险,使海拔5000米之上的康藏公路得以通车。回京后由此创作《春到西藏》。

接上级令,董希文将高岗从《开国大典》上除去。

    周令钊作李季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书装与插画设计,与陈若菊设计海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54》。

    黄永玉创作木刻《齐白石像》。

王曼硕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副院长兼党总支书记、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1955年

    2月19日,苏联油画家康•麦•马克西莫夫教授抵达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开设油画训练班进行教学工作,习称“马训班”。侯一民参加“马训班”考试,被录取。

    3月27日至5月15日,由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第二届中国美术展览会在北京苏联美术馆举办,展览随后巡回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西安、沈阳等地。参展作品包括董希文《春到西藏》等。

    5月,董希文、关夫生、刘仑随八一电影制片厂沿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线进行写生。历经半年时间,董希文带回大批画作,回京后在中央美术学院展出。

    6月,张仃在《美术》6月号发表《中国画继承传统与推陈出新》一文。

    王曼硕带队民族美术研究所西北考察团赴敦煌等地考察,并接受文化部任务,带队赴山西永乐宫考察,做永乐宫搬迁规划。

    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改为彩墨系,叶浅予出任系主任。

 

1956年

    4月,张仃任巴黎国际博览会中国馆总计设师,博览会结束后,加入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法国各地,5月随团在法国南部坎城拜访毕加索。

    5月,毛泽东提出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

    9月1日,文化部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全国油画教学会议”,全国七个美术学院、八个师范学校和两个戏剧学院的油画教师共计40人参加了会议。董希文作《关于油画中国风》的长篇发言。

    11月1日,由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及其华东分院图案系合并成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邓杰任院长,庞薰琹、雷圭元任副院长。调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大雅宝胡同甲2号艺术家包括:吴冠中(1953年被调往清华大学建筑系任副教授)、祝大年(任陶瓷系主任、教授)、袁迈(任商业美术系代主任)、程尚仁(任教于陶瓷美术系)、张仃(1957年调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第一副院长、党委委员),周令钊留院转至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

    是年,中央美术学院建立油画系工作室制度,设立吴作人工作室、董希文工作室。

    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中国画革新小组,张仃为组长,成员有李可染、叶浅予、蒋兆和。

    黄永玉创作木刻《雪峰寓言》插图、《叶圣陶童话》插图、《森林组画》及《阿诗玛》插图等。

    董希文开始创作油画《红军过草地》。

    李可染赴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四川、陕南等地写生,历时八个月,行程万余里。归来后在中央美术学院举行“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作品观摩展”。后来王朝闻据此发表《有情有景》一文。 

    张仃在《漫画》月刊上发表《“史芬克斯”的新谜语》。

    侯一民在“马训班”开始创作《青年地下工作者》画稿。

    王曼硕完成《国画与素描》一文,发表于《美术研究》第二期;率中国国画家代表团赴苏联举办现代中国画展,并作“中国画的历史发展及其现状”的发言。

    李可染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中国杰出的画家齐白石》一文。

 

1957年

    1月,董希文发表文章《拿出自己的看法、想法和做法来吧!》(《光明日报》1957年1月4日)、《从中国绘画的表现方法谈到油画中国风》(《美术》1957年1月号)及《素描基本练习对于彩墨画教学的关系》(《美术》1957年第二期)。

    2月18日,刘开渠、王朝闻、董希文代表中国美术家参加在苏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苏联第一届全国美术家代表大会”。其间,董希文做系列写生。

    5月24日,中央美术学院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结业,同时举行学员毕业创作和习作展览会。

    侯一民完成油画《青年地下工作者》《跨过鸭缘江》(后者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创作)。

    李可染与关良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期4个月,柏林艺术科学院为两人举办联展。其间,李可染创作《麦森教堂》《易北河上》《德累斯顿暮色》等数十幅写生作品。

    叶浅予、黄苗子、张仃等人结伴考察山西晋祠宋塑,并到芮城永乐宫临摹元代壁画,并攀登华山。

    叶浅予为茅盾小说《子夜》作插图19幅。画程砚秋、梅兰芳等舞台造型。

    齐白石逝世。

 

1958年

    5月,中央美术学院教师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写生,参与人员包括李可染、董希文、李瑞年、黄永玉、周令钊、侯一民等。

    5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揭幕。 

    9月,中央美术学院四、五年级划分了架上绘画、年画和壁画三个工作室,董希文担任壁画工作室主任。12月,董希文在壁画工作室举办讲座《关于壁画的形式和制作方法》。

    是年,侯一民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副主任。

    第三套人民币设计启动,设计小组成员包括罗工柳、周令钊、侯一民、陈若菊、邓澍等。

    周令钊与陈若菊合作年画《湘西苗族老艺人》。

    李可染在《美术研究》发表《谈齐白石老师和他的画》一文。

    中央美术学院彩墨系正名为中国画系,叶浅予仍为系主任。

 

1959年

    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工作室增设罗工柳工作室,从而形成三个工作室:吴作人工作室、董希文工作室、罗工柳工作室。

    董希文为创作《百万雄师渡长江》到南京等地走访、收集历史资料和形象素材。

    周令钊参与设计纪念邮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设计金丝楠木沥粉贴金重彩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任民族宫建筑装饰设计组组长,参加人民大会堂建筑装饰设计。

    李可染与颜地同赴桂林写生,创作《桂林小东江》《漓江边上》等作品。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江山如此多娇—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画展”,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广州、重庆、西安等八个城市巡回展出,出版《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同年,李可染带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学生到北京颐和园、西郊八大处及丰沙线山区进行写生教学。在《美术》第五期发表《漫谈山水画》一文。

叶浅予绘制大型国画《北平和平解放》和《西藏高原舞姿》。

 

1960年

    7月2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10月,董希文带领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到敦煌观摩学习。

    中央美术学院吴作人工作室、罗工柳工作室、董希文工作室改称为第一、第二、第三画室。

    是年,第三套人民币设计完成。

    董希文创作完成历史画《百万雄师下江南》。

    周令钊为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作湘绣大挂屏画稿《韶山》,设计纪念邮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

    美术教育考察团访苏联、保加利亚各艺术院校参观冬宫、阿尔米达什博物馆,团长刘籍山,侯一民、钱绍武、万曼、宋怀桂随行。

    王曼硕分配到民族美术研究所参加《中国现代美术史》的编写工作。同时在美术研究所的资料室做资料员,负责收集整理书法、篆刻方面的资料。开始对明清篆刻进行研究,大量摹写殷墟、篆隶以及古人所藏秦汉印文,逐渐形成自己的篆刻艺术风格。

 

1961年

    7月,董希文、吴冠中、邵晶坤等一同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的西藏写生活动,深入日喀则等多处牧区,画了大量写生作品。

    李可染主持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山水科教学。李可染山水画室成立。创作《杏花春雨江南》等作品。此后三年,冬季在广东从化、夏季在北戴河从事创作,这个时期创作的重要作品还有《鲁迅故乡绍兴城》《暮韵图》《谐趣园》《漓江胜览》《五牛图》等。4月2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谈艺术实践中的苦功》。

    侯一民完成《刘少奇与安源矿工》,作人物研究素描数十幅。

    李苦禅赴青岛、济南、烟台、蚌埠、合肥等地举办画展和学术讲座。

 

1962年

    3月11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的“西藏写生画展”在北京开幕,共展出董希文、吴冠中、邵晶坤等画家的作品124件。 

    4月,董希文在《美术》第二期发表文章《绘画的色彩问题》。

    李可染带领学生到桂林写生教学。创作《阳朔木山村渡头》《清漓烟雨图》《黄海烟霞》《万山红遍》《天下秀》《钟馗送妺图》等作品。

    是年,叶浅予至陕西乾县临摹唐永泰公主墓壁画。进入画舞创作第一个高峰期。

 

1963年

    董希文发表《〈百万雄师渡长江〉的一些创作意图》(《革命历史画创作经验谈》,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油画《千年土地翻了身》。

    王曼硕取别号“万石”,刊“万石”印一方。作“万山红遍”印、“实践之迹”印、“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印、“间半屋”印等,直接奏刀试刻成“流水不腐”一石章。几年间,应诸多友人之邀治印。

 

1964年

    8月,文化部被迫发出了《关于废除美术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中央美术学院闻立鹏等三位教师为此上书中央。1965年 7月18日,毛泽东对美术教学中使用模特儿的问题作了批示:“男女老少裸体模特,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不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

    李可染完成《清漓天下景》巨幅山水。

    董希文为人民大会堂中央厅创作《密云春水》。

    侯一民与邓澍完成作品《六亿神州尽舜尧》。

 

1965年

    董希文应邀入住西藏驻京办事处,创作人民大会堂西藏厅壁画《朵琼湖》。

 

(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编)

 

大雅宝人物志

叶浅予、戴爱莲,约1947年至1948年居住于大雅宝。叶浅予时任北平艺专教授,后任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教授,1995年离世。戴爱莲于2006年离世。

李苦禅、李慧文,约1948年至1953年居住于大雅宝。李苦禅时任北平艺专教授,1951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任教,于1983年离世。李慧文于2009年离世。

李可染、邹佩珠,1948年搬入大雅宝,1973年搬出。李可染时任北平艺专教授,后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1989年离世。邹佩珠曾任教于北平艺专,新中国成立初期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创作室,2015年离世。

董希文、张林英,1948年搬入大雅宝,1973年董希文去世。董希文时任北平艺专副教授,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林英曾任北平艺专素描课讲师,于2014年离世。

李瑞年、廖先庄,1948年搬入大雅宝,1952年搬出。李瑞年时任北平艺专教授,于1985年离世。

王朝闻、解驭珍(简平),约1949年至1952年居住于大雅宝。王朝闻时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兼副教务长,于2004年离世。

韦江凡、时玉梅,1949年搬入大雅宝,1951年搬出。韦江凡1948年毕业于北平艺专并留校任教。

滑田友、刘育和,于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居住于大雅宝。滑田友任教于北平艺专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雕塑系主任、教授,于1986年离世。

蔡仪,于上世纪50年代初居住于大雅宝,时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后兼副教务长,于1992年离世。

范志超,上世纪50年代初居住于大雅宝,时任北平艺专和中央美术学院英语教授。

赵大爷,于上世纪50至60年代居住于大雅宝,为大雅宝胡同甲2号大院门房。

王大娘,于上世纪50至60年代居住于大雅宝,先在董希文家、后在李可染家做保姆,于上世纪80年代去世。

詹易元、高汉英,上世纪50至60年代居住于大雅宝。詹易元时任中央美术学院体育老师。

彦涵、白炎,1950年搬入大雅宝,1953年搬出。彦涵时任中央美术学院教研室主任,于2011年离世。白炎于2016年离世。

祝大年、袁寿征,约1950年搬入大雅宝,1956年搬出。祝大年时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教授,于1995年离世。

吴冠中、朱碧琴,于1951年搬入大雅宝,1953年搬出。吴冠中时于中央美术学院预科教素描,于2010年离世。朱碧琴于2011年去世。

张仃、陈布文,1952年搬入大雅宝,1957年搬出。张仃时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1954年兼任中国画系党支部书记,于2010年离世。陈布文于1985年离世。

程尚仁、敖纫兰,1952年至1954年居住于大雅宝。程尚仁时于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任教,于1980年离世。

黄永玉、张梅溪,1953年搬入大雅宝,1958年搬出。黄永玉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

柳维和、安惠芳,1953年至1956年居住于大雅宝。柳维和时于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任教,于2003年离世。安惠芳于1994年离世。

袁迈、蔡以立,1953年搬入大雅宝,1956年搬出。袁迈时于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任教,于1980年离世。

常濬、刘秀英,1954年搬入大雅宝,1973年搬出。常濬时于中央美术学院主持陈列室,于1979年离世。

孙美兰,1955年搬入大雅宝,1985年搬出。孙美兰时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

丁井文、郑学文,约1955年至1958年居住于大雅宝。丁井文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校长,于2003年离世。

万曼、宋怀桂,上世纪50年代后期居住于大雅宝。万曼时为中央美术学院保加利亚留学生,宋怀桂为美院油画系学生。万曼于1989年离世,宋怀桂于2006年离世。

贝亚杰、李起顺,上世纪50年代后期居住于大雅宝。贝亚杰时为中央美术学院捷克留学生,李起顺为朝鲜留学生。

王曼硕、朱肖筠,1957年搬入大雅宝,1964年搬出。王曼硕时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副院长兼党总支书记、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于1985年离世。

陈沛、周宏选,1958年搬入大雅宝,1964年搬出。陈沛时任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陈伟生、徐领香,于上世纪60年代搬入大雅宝,居住至今。陈伟生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教授美术技法理论。

李得春夫妇,上20世纪60年代居住于大雅宝。李得春时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

周令钊、陈若菊,约1964年搬入大雅宝,1985年搬出。周令钊时任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壁画系教授。陈若菊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教员,于2013年离世。

侯一民、邓澍,约1985年至1990年居住于大雅宝。侯一民时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曾任油画系、壁画系教授。邓澍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教授。

……

(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编)

 

文化家园

李小可

    曾经的“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20世纪中国美术的“大宅门”,那里居住的是一群与中国命运紧紧相连的艺术家。他们虽然有着各不相同的性格和研究方向,但每个人都用自己风华正茂的生命铸造新中国美术的传奇,这传奇不仅是艺术的辉煌,更是他们人生的写照,如诉如泣。他们满腔热血,怀着对新时代到来的欣喜与期许,从解放区、国统区和海外聚集到徐悲鸿先生创立的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努力。从此他们的命运休戚与共、血肉相连,成为一代中国人命运的写照。大雅宝是我生命的起点,弹指一挥间,70年过去了。那儿的情景历历在目,仿佛昨日。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我的成长,我对长辈们的记忆更加清楚,崇敬与敬畏之心也日益强烈。

   1944年我父亲在重庆举办了一个小型水彩画展,徐悲鸿先生陪同一个东南亚文化代表团来参观。当时我父亲不在,悲鸿先生可能是为作品所描绘的蜀中意境所打动,于是说想用自己的作品和父亲交换,后悲鸿先生真的拿来一幅他的作品《猫》。那时父亲只是个普通的画家,我想父亲和徐悲鸿先生的缘决定了父亲的命运。1946年父亲同时接到母校国立杭州艺专和徐悲鸿先生的国立北平艺专的任教邀请,父亲选择到北京来,因此结识了白石老人和黄宾虹先生。回头看,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1948年我随父母搬进大雅宝胡同甲2号,我们住的是后院南屋,面积不大,但被分隔成了四小间。最东边是一个有水池子的门道;紧挨着的是父亲只有十平米左右的画室;再相连的是个小小的客厅;最西边是卧室,也是十来平米,我们一家人都住在这里。卧室东墙正中挂着一幅白石老人送给父母的《秋荷鸳鸯》;客厅的东墙挂的是林风眠先生加入了大量花青的泼墨,这幅作品的酣畅浓郁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侧面是白石老人的《樱桃图》,盘子是墨绿色的,樱桃则是深紫红的,我至今记忆犹新,每次想起我都会惊叹东方水墨的神韵;还有一幅关良的戏剧人物,画的好像是“野猪林”。客厅进门右手边放着一个小小的木头“冰箱”,这上面常常挂着父亲喜欢的西方艺术大师的复制品,记得有伦勃朗的《戴金盔的人》、戈雅的《穿黑衣的贵妇》、梵?高的《向日葵》、惠斯勒的《坐着的老妇人肖像》等,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父亲对文化的开放态度和审美爱好。

    父亲选择来北京,是因为与悲鸿先生的缘,同时也是想拜白石老人和黄宾虹先生为师。因为父亲清楚地知道,二位老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继承者与开拓者。父亲到北京后,很快经徐悲鸿先生介绍,带着自己的作品,怀着崇敬的心情去拜见齐白石先生。父亲后来讲,他紧张地说了自己的来意,白石老人依旧坐在椅子上没有什么表情,于是父亲一张张打开自己的作品,当看到第三四张时,白石老人忽然站起身来问:“你出过画册吗?”父亲说:“没有。”老人从腰间掏出一串钥匙,转身打开柜子,从里面拿出一张纸,说:“要用这个出,这种纸可以传世。”从此,白石老人与父亲结下了超越父子的情感与信任。在后来的十年中,父亲为白石老人抻纸、研墨,每月为老人领取工资,帮助老人处理琐事、接待来宾……白石老人对父亲更是关爱有加。一次父亲去看望老人,要离去时,白石老人说:“我有东西要送给你,你要到家后再打开。”便给了一个小纸包,父亲打开发现是白石老人刻的一方“李”字印章,奇怪的是“李”字的右下角多了个圆圈,父亲不解,又到白石老人处请教,老人说:“这是你身边的一颗珍珠呀!”——因为我母亲名“佩珠”。多么睿智的老人!后来白石老人还为母亲书写“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的对联。白石老人常常急切地给我父亲打电话:“我又画了几张好画,你快来挑,不然就要被别人拿去了。”外面许多传言说老人特别吝啬,其实完全不然,老人先后送给我父亲几十幅他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只可惜“文化大革命”时被抄走,再没有找回。老人与父亲之间的故事有很多很多,我想他们是因为彼此认同艺术的追求而相知相惜。

    大雅宝的孩子都叫白石老人“齐爷爷”,每次老人的到来都让我们特别高兴,全体出动来迎接,并呼喊着陪老人家进出。我两岁时白石老人还为我画了一条大鲶鱼,上题“二岁小宝”(我的小名)。近期在筹备展览的过程中,我有幸在李瑞年先生家看到白石老人为李先生当时两岁的儿子李楯所画的两只蟋蟀,而这画正是在我父亲的画室,用父亲的纸所作的,这让我再一次触摸到老人那善良温暖的心。1957年父亲要到民主德国写生四个月,父亲怀着不舍与惦念的心情向老人道别,临走时,白石老人说:“可染,别走!我有东西要给你。”随后交给父亲一盒如黄金般珍贵的西洋红印泥,父亲说:“这么珍贵的东西,还是老师留着用吧。”老人执意放在父亲手中说:“可染你拿去吧,有天老师不在了,盖图章时你会想起老师来。”我想这里边有老人对父亲的喜爱之情,更有白石先生对父亲的文化托付。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诀别。三个月后父亲回国时,老人已永远离去。1984年是白石老人诞辰120周年纪念,父亲写了“游子旧都拜国手,学童白发感恩师”,白石老人是父亲的老师,也是大雅宝的“大家长”,我父亲、苦禅先生、叶浅予先生是老人的弟子;黄永玉、张仃、王朝闻、李瑞年等先生们在艺术上自由探索,但先生们也都非常喜爱齐白石老人,我想这是因为对民族文化的共同热爱。黄永玉叔叔创作的齐白石木刻像,成为表现老人的绝唱,白石老人在这幅作品上的精彩题字与作品珠联璧合,精彩绝伦。

    20世纪40年代中期,父亲提出“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50年代初期有一股虚无主义思潮,中国画系被取消,苦禅先生去看大门,父亲被安排教水彩,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与张仃、罗铭为了给中国画寻找新的表现空间,决定外出写生,他们在三个月内先后去了江苏、浙江、安徽等地。1954年9月,在北海悦心殿举办了由齐白石先生亲手题写展名的三人写生展,这个展览给新中国山水画吹了一股春风。但父亲并不满足于此,又分别于1956年和1957年两次写生。1956年父亲历时八个月,中途住澡堂、风餐露宿,回京时衣鞋破烂,但画了一大批精彩的写生;1957年父亲同关良去东德访问,留下了许多传世之作。当时德国的一位画家夫人看了父亲这批画后,对她的先生说:“看了可染的画,你就可以去卖面包了。”1960年,父亲在“大跃进”后写的关于《谈艺术实践的苦功》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他以前辈艺术家艰苦实践为例来反思“大跃进”,这与后来父亲所提的“千难一易”是一致的。

    上世纪50年代,父亲有机会与一些国际艺术家交流,如住在大雅宝院子里、后来成为捷克抽象艺术大家的贝亚杰,保加利亚的万曼,捷克著名艺术家海茨拉尔,还有当时民主德国的艺术大家海勒。海勒到中国交流写生,回国前在北京举办了画展,并邀请父亲去看,过后他问父亲喜欢哪一幅,父亲告诉他说是《崇文门》,这是一幅以俯视角度画的带有城墙的崇文门。后来海勒先生回国前,交给父亲一个纸卷,打开一看,就是这幅作品,这张画我一直记在心里。90年代我所作的《清明时节》就是受其影响。智利画家万徒勒里在中国访问期间,他到父亲画室交流,父亲还陪他参观云岗石窟、十三陵等地,他们成为好友,此间,父亲还结识了德国著名版画家克里姆凯。经过向传统文化和自然深入的挖掘学习,以及在当时来说相对丰富的国际交流,“文化大革命”前身处艺术氛围浓厚的大雅宝时期,父亲迎来了他创作的一个高潮期,创作出如《杏花春雨江南》《雨后渔村》《鲁迅故居绍兴城》《黄山烟霞》《青山密林》《万山红遍》《人在万点梅花中》等经典之作。

    “大雅宝人”没有血缘关系,却充满亲情,彼此间的称呼是:黄妈妈、李妈妈、孙大娘??每逢中秋,全院子的人在中院摆下长桌,吃着各家带来的拿手菜和从树上摘下的枣、石榴、葡萄;春节则是舞着黄永玉叔叔的一只漂亮至极的福建蓝色狮子;平日里,黄叔叔会组织我们打着用手绢做的旗子去游园。李燕的小舅是个英俊的专业足球运动员,男孩子们都怀着敬仰的心,听着他用无比自信的山东普通话讲如何守门、带球??我们都会严格按照小舅的要求训练,以至于因为我天天对着院外的东墙一刻不停地练习踢球,让屋主老奶奶几乎心脏病发作而找母亲告状,但小舅就是我们心中的英雄。我印象深刻的还有黄叔叔家炉子上的猪肘子炖白菜,是清炖,肘子完整,白菜是整颗的,竖着用刀切成四长条……现在知道这是广东做法,但在当时实在稀奇,我常常趴在窗外,隔着玻璃,看着煤火上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砂锅内白色的浓汤和软软的肘子,馋得直流口水。不知过了多久,黄妈妈会给我们每人一条炖得烂烂的白菜,那个香!黄叔叔搬到大雅宝时,只有28岁,现在想起来简直是个孩子。他的版画工作室虽然很小很小,但里面有一个厚厚的木头台子,上面有台钳、钻、凿子、锯、刻刀等各种工具,孩子们觉得那非常神奇,既先进又万能。在这个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黄叔叔创作了组画《阿诗玛》《博》《齐白石》等一系列精彩的代表作。《阿诗玛》采用的是木刻加水印的方法,体现了黄叔叔内心深处的美与纯真;而《博》体现着黄叔叔湘西人骨子里那种坚韧、不服输、爱拼搏的个性。除了父亲之外,黄叔叔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记得“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有一天在北京饭店,黄叔叔说:“小可,你现在长大了,小可就是小可,走自己的路。”多年来我一直带着这期许,走过几十年艰苦的创作之路。父亲过世后,我也常常有许多关于创作和人生的问题想向黄叔叔请教,但我知道他是最珍惜时间的人,所以我从来不忍去打扰。2004年,黄叔叔送给我一套画册,上面题“黄叔叔八十,小可留念”。这套书里有黄叔叔在意大利的写生,每一张都标明“某日,上午或下午几点几分”,黄叔叔抓住时间的每个点滴,严格要求自己的工作方式给了我最深刻的影响。多年来我以黄叔叔为榜样,绝不放过自己,利用所有时间学习工作。2014年黄叔叔看我的画册,他很欣喜,临走时说“画中要有活儿”,这句话里包含了许多,给了我启发。

    沙贝是著名油画家董希文的大儿子,和我年龄相仿,所以我们是最好的朋友。那时日坛公园外叫豁子,有许多窑坑,坑里的水清澈见底,里面游着各种小鱼和虫子,对我们来说简直是神秘无限的仙境,我和沙贝常常去那钓鱼玩耍。最有意思的是每到秋天,天一黑我们就带上手电筒和用祙子做的liang子(一种装蛐蛐的设备)还有各种罩子(扣蛐蛐用的)全副武装地到建国门外的城墙下捉蛐蛐。如果能捉到长相俊秀、叫声响亮又能战斗的“红头王”“黑头”“推土机”等,那就是最幸福的事儿了。为了改善蛐蛐的生活环境,沙贝在一个大缸里用泥塑出无数小洞,给每只蛐蛐造一个家。黄叔叔有个讲究的澄浆缸,里面永远有一只来历不明的“大王”,不知是朋友送的还是哪个孩子“上贡”的,“大王”是我们梦想的挑战对象。那时捉蟋蟀是大雅宝的群众活动,几乎每家都参与,所以蛐蛐齐鸣也是大雅宝的一景。我和沙贝淘气之余,也一起切磋、模仿父辈,我们一起到绿树掩映的有着白墙和灰蓝色瓦的波兰大使馆写生,一起刻图章,一起写书法……1962年我从美院附中被应召入伍,暂时离开了小朋友们,离开了大雅宝。沙贝的爸爸董希文是中国油画的开创者之一,1973年董先生病重在医院,大家知道他再也不能回到大雅宝了,沙贝就画了一幅大雅宝院子的油画给父亲看。

    大雅宝的每位艺术家都热爱生活、热爱民族、热爱国家、热爱艺术和自己从事的工作,虽然性格不同,但他们都善良努力。我注意到,李苦禅、叶浅予、董希文、我父亲、张仃、黄永玉等,他们虽然都是艺术大师,但从来不去谈论自己的艺术成就或贡献,而总是关注艺术整体的发展方向与水准,因为他们永远前进在探索远方的艺术之路上。

    “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我人生的起点,给予的养分,让我在人生路上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前行。那里住的是一群有血有肉、坚守良知、胸怀光明的人。在我心里,这个院子是“文化寺院”,是“文化家园”,是文化的“大宅门”。当我离开那儿时,我失去了家园感。

    大雅宝是永远说不完的故事。

 

李小可:李可染之子,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北京画院艺委会主任、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理事长、黄山书画院院长、中国西藏保护与发展协会理事、中国画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山画会副会长、黄宾虹艺术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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